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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刑罚具有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目的，所 以，只有当一般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引起他人自杀结果，且事实上引起了他人自杀  结果时，将该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才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也能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

当然，我这里特别强调法律的艺术性，也就是说法律需要我们对人文的世界进行长期的理解，我们才能知道哪里有坎、哪里有沟，哪里过得去，哪里过不去。当然，我们这么批判他，已经是叫做一种马后炮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跟孟德斯鸠处于同一个时代，可能我们还远不如孟德斯鸠呢。

我觉得祖飞律师这本书里的很多句子，读来读去都令人回肠荡气，很多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并不像我们教科书上写的那一些晦暗的句子和段落，所以我希望大家读一下。我还清楚地记得是哪一年啊，可能一转眼也有七八年了吧，当时我到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那天晚上到的时候我打开电脑看了一下，那电脑很破，我发现香港的电脑很破，打开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篇文章，朱祖飞律师写的批评我的一篇文章。我想今天我要对谢晖老师说不。那么我刚才已经讲出了一种根源，法典只是一种现象，你怎么能当成本体呢？你只是冒充本体，本来你不是本体，你是伪装成本体，所以当你的伪装被揭露了之后，那我就说你是辅助性的了。第四个概念是剩余权，法外的各种权利。

如果开口便说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可能人家听起来很烦。此外，其他一些学者甚至还可能认为，在法的建构和运行中，良知无所谓，良知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要良知，我们今天不要良知，我们只要田阿姨演讲中所批判的马基雅维利的那样一种成功学意义上的厚黑学，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听了祖飞律师演讲之后觉得，如果有学者说法律价值主观论者是偏执型人格，那我认为法律价值客观论者也代表了中国主流的一种更加过时了的偏执型人格。其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些党内法规之中。

这种示范效应有助于培养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最终凝聚形成法律信任。后者则是打破执政历史周期律难题关键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不容许法自上而犯之，这是现代法治秩序的真谛。

依规治党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对于职务违法行为，主要适用政务处分。

依规治党的提出，标志着法治思维开始进入管党治党领域。他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党内法治的建设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阶段。它是指运用规章制度来引领和保障我们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汇报时首次正式提出了依规治党。通过法治方式、回归法治途径，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建设现代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制度治党的概念。

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监督是由巡视组依规开展的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或机动巡视监督。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还可以施以纪律处分之外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等三种问责方式。

该条例为党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设定了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备案制度、党组书记述职制度、考核制度、列席会议制度等体制机制。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中。党内法治是运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依据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制党组织的活动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而实现的善治状态。其次，党内法治的对象直接指向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章统率下的狭义党内法规制度、不成文的和自我约束性的党的纪律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内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求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管党治党，而且要求依照党内法规实现自我规制。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真正平稳推进并取得预期实效。

从根本上说，党内法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有效实施予以完成。笔者更倾向于在1+4框架基础上，以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为划分原则，将狭义党内法规制度分为党章统率下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行为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

对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给予改组、解散的纪律处理。《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则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党的工作机关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的原则与程序，它是为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而设立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就要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治方法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政治经验，它揭示了立党的根基在人民，立党的归宿在于一切为了人民。

如果说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创了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径的话，那么，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开辟了着重从制度上推进党的建设的新途径。由此可知，党内法规概念由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并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之中。(二)党的行为法规制度 党的行为法规既包括党的领导法规，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法规。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依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

前者侧重从行为上解决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事、国防军队建设等领域的领导和执政活动问题。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可以分为党的监督法规制度和保障法规制度两部分内容。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会前9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北方局作抗战以来北方局的工作报告，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同中央不一致意见等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的主张。

第二，党内法治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上述党内法规共同构成了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责及运行的制度体系。

就目前来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主要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法规，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为基础性主干的选举法规，还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为核心的象征标志制度等党内法规。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现代法治理论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鉴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政党的权力来源以及权力行使的目的均在于人民，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其中，纪律监督是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执行的一般性纪律监督。

最后，党内法治的目的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有效解决法治实效难题的同时，党内法治通过促使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带头守法，从而对其他公民守法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

从这一时期党内法规的表现形式看，首先体现为党章以及党的基本组织制度的颁行。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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